楊伯江：田中角榮“多邊自主外交”與中日關系
新潟在中國廣為人知，與中國有著不解之緣，因為它是田中角榮的故鄉(xiāng)。個人認為，田中角榮先生是在中國知名度最高的戰(zhàn)后日本政治家，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直到今天，在中國的當代歷史教科書中、在新中國外交史的教材中，“田中角榮訪華、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仍然是一個重要知識點，未來這段歷史也將被永遠講述下去。
從中日關系史和亞洲史的角度看，田中角榮最大的歷史功績便是作為出身新潟的“庶民宰相”，執(zhí)政僅兩個月便果斷訪問中國，與中國領導人一起，以莫大的政治勇氣、戰(zhàn)略眼光和東方智慧，簽署發(fā)表了《中日聯合聲明》、結束了兩國關系的不正常狀態(tài)。
邦交正常化是中日關系百年歷史的轉折點。中日交往的歷史源遠流長，1871年9月13日，兩國簽訂《中日修好條規(guī)》，這是近代國際法條約體系下中日簽訂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但僅僅三年后的1874年，日本便軍事入侵了中國臺灣。此后，中日關系走過了擴張與反擴張、侵略與反侵略以及二戰(zhàn)后在東西方冷戰(zhàn)背景下相互隔絕與對立的百年歷史。中日同為亞洲主要國家，是二戰(zhàn)亞洲戰(zhàn)場的主要敵對方。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為兩國人民帶來了迄今為止半個多世紀的和平與發(fā)展，也為亞洲地區(qū)的穩(wěn)定與繁榮作出了重大貢獻。
從全球視野看，中日邦交正常化給當時的東西方冷戰(zhàn)打開了一個缺口，它推動形成了亞太地區(qū)“兩個半”力量格局與新的戰(zhàn)略平衡。即，在以美國及其盟友為一方、以蘇聯及其追隨者為另一方和以中國及東盟等國作為“第三極”的“兩個半”力量格局基礎上，形成了新的戰(zhàn)略平衡。這種新格局、新均勢，使得亞太地區(qū)未形成類似于歐洲地區(qū)的“典型性兩極對抗”，成為推動該地區(qū)未來合作大發(fā)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為亞洲區(qū)域合作的深化與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四十五周年。事實上，早在田中角榮訪華之時，他便與中國領導人共同商討并達成共識，關于中日關系的發(fā)展規(guī)劃應分“兩步走”，逐步實現戰(zhàn)后和解，并構建起和平友好、互利共贏的中日關系。發(fā)表聯合聲明與締結和平友好條約，實為這一歷史轉折過程中的兩大關鍵步驟，二者相互承接，構成高度統(tǒng)一的整體。
對于一位政治家的歷史評價，其核心要素在于其是否具備長遠的戰(zhàn)略眼光，并能否真正為民眾福祉和國家利益做出正確決策并付諸行動。田中角榮活躍于日本政壇的時期，正處于戰(zhàn)后日本經濟開始從高速增長走向穩(wěn)定增長的過渡期。面對紛繁復雜的國際變局，如何從長計議、為日本的和平與繁榮爭取到有利的外部環(huán)境，是日本政治家面臨的最大課題。
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是田中角榮最大的歷史功績，但并非他唯一的外交創(chuàng)舉。1972年7月田中角榮第一次組閣，隨即提出要推進“多邊自主外交”。所謂“多邊自主外交”，便是在維持日美同盟的基礎上，同世界上其他戰(zhàn)略力量廣泛交往，展開符合日本國家利益的外交。
正是在“多邊自主外交”方針下，田中角榮積極探索與蘇聯對話，1973年10月訪問蘇聯并與蘇聯政府達成協(xié)議，就締結日蘇和約展開談判。會談中，蘇聯領導人承認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中包括領土問題，雙方簽署的聯合聲明中提到，要“解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遺留的懸而未決的各項問題”，認為締結和約有助于建立兩國之間真正的睦鄰友好關系，從而間接地將解決爭議領土問題列為兩國締約談判必須涉及的重大問題。也許，這是戰(zhàn)后兩國關系史上距離解決爭議領土問題、締結和平條約最近的一次。
在中東問題上，1973年10月第四次中東戰(zhàn)爭爆發(fā)，引發(fā)了第一次石油危機。為保護日本經濟免受沖擊，田中角榮采取了“新中東政策”，在阿以沖突中支持阿拉伯國家反對侵略。此后，田中角榮強調加強與第三世界的緊密聯系是日本外交的重要支柱，是防止日本在國際社會中上陷入孤立狀態(tài)的關鍵舉措。除“新中東政策”外，田中角榮還先后提出“東南亞外交五原則”“親非洲外交”和“對拉美外交方向”等具體政策。在任期間，田中角榮先后出訪美國、歐洲、蘇聯、東盟五國及緬甸、墨西哥、巴西、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積極開展“環(huán)太平洋外交”，致力搭建多邊外交框架。
2023年12月16日，是田中角榮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紀念日。追思過往，對比當今，令人感慨萬千。在田中訪華已過去五十一年的今天，日本政治出現了重大變化，中日關系復雜嚴峻，世界更是處于大變革、大調整、大震蕩時期，面臨和平、發(fā)展、治理、信任“四大赤字”沖擊，經濟復蘇乏力，全球性風險凸顯。在這種形勢下，紀念先賢、探討中日關系該如何發(fā)展，有以下幾點尤為重要。
一是要基于長遠戰(zhàn)略眼光。田中角榮的“多邊自主外交”理念的形成，不僅源于尼克松在中國政策上采取的“越頂外交”策略所帶來的刺激，更是受到另一重大“尼克松沖擊”的影響，即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tǒng)宣布終止美元兌換黃金制度，并對進口商品加征10%的附加稅，此舉對全球經濟造成了巨大沖擊。當時，國際經濟政治形勢正經歷著歷史性變化：美國深陷越南戰(zhàn)爭泥潭，實力地位開始削弱，尼克松提出了“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說”；日本在經歷了二十余年的高速發(fā)展后，經濟實力顯著提升，國家自我意識也日益增強。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田中角榮基于對國際形勢的深刻洞察，積極謀求與世界其他主要力量建立和發(fā)展友好關系，構建日本對外關系的新框架、新平衡。
二是要秉持現實主義原則。田中角榮外交理念的核心在于互利合作，即在追求本國利益的同時，積極尋求與對方相互促進、共同發(fā)展的可能性。而實現這一核心理念的關鍵途徑在于務實合作。《中日聯合聲明》的簽署開啟了兩國關系的新篇章，這正是因為兩國的戰(zhàn)略與政策均體現了互利共贏的原則，才使兩國關系獲得了蓬勃發(fā)展的歷史性機遇。在田中角榮外交理念中，既沒有關于意識形態(tài)或價值觀方面的明確表述，也沒有破壞鄰國關系、違背可持續(xù)發(fā)展理念的行為。相反，其所展現的是一種相互成全、共同成就的大局觀念。若以此理念為指引進行思考，我們不難發(fā)現，當前的中日關系既面臨著諸多挑戰(zhàn)與風險，同時也孕育著重要的合作機遇。這種合作不僅局限于經濟民生、綠色轉型、區(qū)域治理以及第三方市場合作等領域，更在RCEP框架、中日韓三邊框架以及環(huán)日本海多邊開發(fā)合作等更廣泛的平臺上展現出巨大的合作潛力。
三是要有勇氣擔當。田中角榮是一位具備卓越膽識、堅定魄力以及敢于擔當的政治家。在1972年的日本，關于如何處理對華關系的問題，自民黨內部以及日本社會均存在諸多不同聲音與干擾因素。然而，在這樣復雜的環(huán)境下，田中角榮先生作為內閣總理大臣，毅然決定出訪尚未建立邦交關系的中國，這無疑展現出了他非凡的政治勇氣。不僅如此，田中角榮的這種勇氣、魄力與格局亦貫穿于其執(zhí)政期間的整體外交政策之中。1974年，田中角榮進一步提出，為適應多極化的國際形勢，要充實多邊外交的內容，要以長遠的眼光判斷形勢和制定對策，要使日本外交擴展到全世界，并為此提出了“廣、深、遠”的外交活動方針。
五十一年前，周恩來總理與田中角榮首相互贈對方“言必信，行必果”和“信為萬事之本”，兩人共同簽署的《中日聯合聲明》成為中日兩國之間四個政治文件的開篇之作，奠定了當代中日關系的整體框架、政治基礎與發(fā)展方向。1988年，鄧小平先生在會見竹下登首相之際，深切表示：“希望我們能建立不亞于田中首相、大平首相時代那樣的關系，我主要是指‘相互信賴’，兩國關系的發(fā)展必須建立在相互信賴的基礎之上。”重信守諾、相互信賴，不僅是老一輩政治家所傳承的珍貴遺產，更是中日兩國應當秉持的相處之道，值得后世子孫永遠銘記、繼承，并不斷加以弘揚與光大。
來源：《日本研究》2024年第1期；作者：楊伯江，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研究員。